圖1：達拉斯國際機場，安全人員掃描乘客行李，253航班事件后，安檢部門高度緊張。
去年圣誕上午，美國253航班幾乎被炸毀；1月3日，有人跨過安檢線“吻癱”美國機場，兩次事件的預謀和企圖當然完全不一樣，前者是密謀在美國本土制造恐怖事件，后者是離別中的情緒行為失控，但是都說明，“9·11”事件后被強化的全球航空安全系統仍存在重要漏洞，這樣的漏洞如果不能消除，關于航空恐怖襲擊的恐懼就不會消散。 23歲的尼日利亞銀行家的兒子經過了美國在“9·11”事件后安裝的加強版航空安檢系統的每一道關卡：他用2831美元現金購買了從拉各斯到阿姆斯特丹然后轉往底特律的機票；他沒給航空公司留下任何聯系信息，也沒有托運行李。不過7個月前，他已經被英國安全機構列入了“重點關照”的黑名單，當時他申請延期學生簽證，給出的大學名稱非常可疑。另外在去年10月，他脫離了同家庭的一切聯系，宣布加入與西方世界的“戰爭”，當時其父親在阿布賈的美國使館會見了一名中央情報局官員，匯報自己的兒子很可能發起恐怖襲擊，他的名字叫烏瑪爾·法魯克·阿卜杜姆塔萊布。
圖2：為了參加西方世界戰爭脫離一切家庭關系的烏瑪爾。 但是美國官員完全無視種種警示，沒有及時采取行動，結果在去年圣誕節上午11時40分，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lines Corp.）的253航班在啟程飛往美國底特律途中，人數不多的乘客自發做到了預警系統和安全官員們做不到的事情：阻止了一名恐怖分子試圖炸掉飛機的企圖，挽救了300多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的生命。 那是一年中最不繁忙的上午，正當機組人員準備降落時，從機身左側靠近機翼的地方傳來爆炸聲———像爆竹的聲響。38歲的美國地產經紀阿蘭·霍達當時坐在18H的位子上，他立刻起身向左側看去，即使當時安全帶標志已經亮起。霍達這樣呆站了大約一分鐘，發現濃濃的煙霧從19A座位的一名男子身上冒出。他指著那里大喊：“著火了”，而煙不斷從那人的大腿上冒出。 此時，另一個乘客杰士伯·舒林加，32歲的來自荷蘭的視頻制作人，就坐在霍達后面的兩個座位，他跳起來跨過中間的座位，飛身撲向身上冒著濃煙的人，同時向同機的人呼喊，讓他們遞瓶裝水和棉毯。乘客尖叫起來，有人四處亂跑，有人喊道：“我不想死，我要出去”。兩名空乘員聞到了煙味，急急忙忙穿過十幾排恐慌的乘客取來滅火器，向燃燒人、舒林加、燃燒的座位、地板、墻上以及附近區域噴滅火泡沫。那人的褲子已經被燒光了，從膝蓋到腰部都裸露在外，他被舒林加和幾名機組人員制服，被押到頭等艙監控起來。所有這一切發生在10分鐘之內，而制造事件的危險人物就是烏瑪爾。 一些乘客后來回憶說，這個試圖炸機的年輕人非常奇怪：他在行動過程中一直保持沉默，看上去并不害怕，沒有在臨死前呼喊宗教口號，就是平靜地點燃自己，好像經過訓練似的。 253航班事件暴露了全球航空安全網絡中一個嚴重的漏洞，這個漏洞是所有航空安全專家都應該知道的。盡管最后奧巴馬總統將這個漏洞總結為“系統失敗”，事實上美國政府在事發后的72小時內表現差勁，官員們一開始努力淡化由烏瑪爾引爆的這個航空安全漏洞。“9·11”事件已經過去8年，而泛美航空的103航班在蘇格蘭上空爆炸也是21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剛剛過去的圣誕節上午的炸機企圖顯示，全球航空系統安裝的一連串安全設備仍舊無法阻擋危險分子將爆炸物帶上密封的機艙。 這次事件的反響遠在機場的安檢線之外，盡管這條安檢線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復雜。航空系統再次進入恐慌———誓死的恐怖分子從來沒有放棄在美國本土發起恐怖襲擊的企圖，另外更讓國土安全部門吃驚的是，這次襲擊是從也門遙控操縱的———烏瑪爾已經承認曾在也門恐怖訓練營接受訓練，而也門的“基地”分支機構也承認對事件負責。這說明反恐戰場不再限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地方是美軍集結重兵之地。253航班事件提醒世人，反恐戰爭不僅沒有結束，規模還在擴大。正當事件發生后飛行恐懼在人們心中蔓延，對恐怖襲擊的恐懼不斷增加，1月3日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江海松越過機場安檢線送別女友引發紐瓦克機場大亂，3個航站樓因此關閉6小時，數架飛機延誤，上千乘客必須重新安檢而滯留。“吻癱”機場事件最終證實不是恐怖襲擊，但是同樣暴露了安檢上的重大漏洞，如果這樣的漏洞被恐怖分子利用，還能冀望再出現舒林加這樣的空中擒暴英雄嗎？兩次事件中，美國及其盟國必須接受教訓。 追蹤恐怖分子的方法并不奏效 現在看來，華盛頓判斷可疑恐怖分子的方法并不比魯賓·高德堡裝置高明多少，“9·11”事件之后，可疑恐怖分子被大起底，納入相關資料庫。美國目前有4個可疑恐怖分子資料庫，但是烏瑪爾并未出現于其中任何一個，哪怕是危險度最低的一類。 烏瑪爾的父親曾親自走進美國大使館，對中情局官員說明兒子的極端本質，第二天，至少來自4個方面的美國官員開會分享了這一信息。美國政府去年11月在恐怖分子身份數據庫（Terrorist Identities Datamart Environment）中將烏瑪爾記錄在案，但他的名字還沒有被加入該資料庫下面的“恐怖分子篩查數據庫”（Terrorist Screening DataBase，TSBD）中。恐怖分子篩查數據庫含40多萬人的資料，其中只有3400個名字被列入“禁飛”名單，意味著這些人不能乘坐飛往美國的任何商業航班；另外14000個名字被列入須強制接受二度篩檢的“選擇人員”名單，這些人可能在飛行安檢時要接受特殊的專門檢查。盡管如此烏瑪爾進入美國的開放簽證在2008年就簽發了，有效期到2010年6月，在他的名字“登錄”恐怖分子身份數據庫后，簽證并未被取消，因此毫不影響他登上前往底特律的死亡行程。 但是有另一個國家因為某種懷疑早已將其列為危險人物。去年5月烏瑪爾申請延長在英國的學生簽證，遞交的學校很有問題，此舉使他登上了英國的“危險人物名單”。英國國土安全部長阿蘭·約翰森不久前接受英國全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說：“如果登上英國的危險人物名單，想要進入英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據英國政策，這樣的信息并不需要和美國共享，因為烏瑪爾還沒有被列為是恐怖分子。” 圖3：飛機上被當場制服的烏瑪爾。 類似狀況在近期會改變嗎？一些美國的立法者已經提出要求，在審定哪些人應該進入“禁飛名單”時，相關的限制條件應該少一些；奧巴馬總統也表示，當有人首次進入恐怖分子身份數據庫時，對其身份背景應該進行更詳細、廣泛的調查，當然這些改變都需要漫長時間、大量人力和政治角力。 機場的掃描系統會被蒙蔽 “9·11”事件后，主要發達國家機場的安全掃描系統已經得到全面提升，但是恐怖分子挖掘其弱點的速度和熱情更甚。其中一個問題是，對于機場安檢，我們總是在亡羊補牢。從2001年“鞋彈”攜帶者理查德·雷德試圖在從巴黎到邁阿密的航班上引爆藏在鞋子里的爆炸物PETN后，所有乘客在登機前必須脫掉鞋子，讓鞋子經過安全掃描；2006年恐怖分子策劃在亞特蘭大上空引爆數架航班，計劃使用的液體炸藥在倫敦被發現，之后所有乘客禁止攜帶超過100毫升的液體登機；這些都是美國的政策，但在全球范圍內，各機場安全設備良莠不齊，而設備的使用和政策的執行更參差不齊。 烏瑪爾將爆炸裝置藏在自己身上，他把PETN藏在褲襠內的一個安全套或類似安全套的袋子里，另外還帶有一個充滿液體的注射器，他的計劃是如果在安檢相對不嚴的拉各斯登機，在阿姆斯特丹轉機，再飛往底特律，身上的炸藥就很可能逃過安檢。果真，計劃成功了。在尼日利亞拉各斯機場，烏瑪爾沒有接受全身掃描，盡管美國曾向尼日利亞的4個國際機場提供先進掃描儀，看來這些掃描儀的使用完全是隨機的。在阿姆斯特丹的西斯羅機場，烏瑪爾也沒有接受全身掃描，而西斯羅機場一向因其嚴格的安檢程序而聞名，這下子大為丟臉。同機的乘客霍達也是在西斯羅機場轉機的，他說雖然自己接受了全身掃描，但是手提行李和衣服都沒有被人工檢查。 專家們說，這種藏在衣服下面的爆炸物很有可能被最新一代安全掃描儀發現，這種裝置就是專門為檢查爆炸物設計的。這種儀器利用微波或者X光掃描，掃描出來的效果非常詳細，為保證旅客隱私，審查官員必須坐在封閉空間單獨觀看。但是阿姆斯特丹的西斯羅機場，在90個登機門前只有15臺這種級別的掃描儀工作，且全部使用于往來歐洲境內的航班。一部分原因是這種微波掃描儀相對昂貴，每臺售價是18萬美元，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國的航空公司擔心這種儀器的掃描效果實際上等于讓乘客脫光衣服，會引起隱私糾紛，因此不愿使用。在美國這種掃描儀還非常罕見，去年6月眾議院通過法案，禁止在常規掃描中使用這種掃描儀，辯論中，來自尤他州的共和黨眾議員杰森·查菲茲說：“沒有理由因為飛機安全就讓我的妻子和8歲的女兒赤身裸體。” 兩黨聯合組成的“9·11”事件調查委員會曾于2004年建議安全部門重點掃描乘客是否攜帶爆炸物，但是5年之后，這并未形成相應制度。目前在美國只有19個機場在使用微波掃描儀，機器數量只有40臺，其余機場的超過2000個安檢口都還在使用傳統的金屬掃描儀，這種掃描儀只能檢測出刀、槍和其他金屬危險品，對類似PETN的爆炸物卻無效。 美國政府已經投入8億美元研發更靈敏的檢測儀和掃描儀，例如之前提到的全身掃描儀，專門針對瓶裝液體的掃描儀、自動檢測手提行李里爆炸物的系統，還有專門檢查鞋子里爆炸物的裝置———乘客不需要脫鞋就能接受檢查。但是這些設備在普及使用方面遇到阻力，進程緩慢，目前只有一種通過氣味辨別爆炸物的裝置在36機場被使用，這已經是最“普及”的，而這種裝置還不能堵截烏瑪爾攜帶的炸藥。 就算是最精密的儀器，就像奧巴馬總統所說，也有出現“系統失敗”的時候，所以專家認為，尋找最優防御系統的方向本身就是錯誤的。無論“盾”多么完美，總會被“矛”穿透，無論安檢系統多么精密，也會被恐怖分子穿越。就像丘吉爾在另一場戰爭，面對另一種威脅時提出的警告：轟炸機總能通過一切防御。 “基地”組織不斷強大 奧巴馬向阿富汗派遣3萬美軍，意在防止這個國家成為恐怖分子的天堂，但是“基地”組織明顯已經建立“連鎖加盟”制度，在巴基斯坦、也門和索馬里建立新的根據地。尤其是也門，這個近期大熱門國家，有大量法律、制度延伸不到的荒涼地帶，最近幾年成為藏匿、滋養恐怖分子的大本營。2000年10月12日，美國“科爾”號驅逐艦在也門南部亞丁港補充燃料時遭到一艘裝滿烈性炸藥的小船襲擊，造成17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死亡，28人受傷；“9·11”事件的精神導師，極端的伊斯蘭牧師安瓦爾也是從也門“發跡”的。制造253航班事件的烏瑪爾在執行任務前至少訪問過也門兩次，最近一次是在2009年8月到12月，主要是學習阿拉伯語，當然還有如何操縱爆炸裝置。 也門政府在美國以及鄰國沙特的強大壓力下，最近開始對國內的恐怖分子采取清剿行動，當然如此做也出于來自國內的安全需要。在美國的幫助下，也門軍方在去年12月17日和24日分別展開兩次空襲，殺死60多名極端武裝分子。“基地”組織在也門的分支機構為“阿拉伯半島上的基地”，該組織行事風格和狠辣程度目前在“基地”各地“連鎖店”中首屈一指，除了這次策劃253航班炸機失敗外，根據美國一家總部在得克薩斯州的私人情報機構Stratfor透露，去年8月，該組織一名“資深”恐怖分子曾非常接近沙特代理內政部長，然后點燃了藏在肛門口的炸藥，幸好行動并不能算成功，恐怖分子當場身亡，而目標僅受了輕傷。事件發生5天后，Stratfor對此發布一份報告說，襲擊策劃得非常周密，如果恐怖分子在執行的時候更冷靜一些，完全有可能成功。 低估威脅并非良策 盡管253航班事件發生在奧巴馬總統在夏威夷度假期間，但是事情發生72小時之后他才發表第一個直播的、面對鏡頭的評論，有證據顯示在事件發生后24小時，有民主黨黨員強烈要求白宮馬上對此發表一些言論，因此奧巴馬的反應有“拖延”、“輕慢”之嫌疑。隨后，奧巴馬政府的國土安全部部長納波里塔諾在5天后發表評論，她說：“事件發生的時候，安檢系統均在正常運作。”她把這次事件形容成“人為災難”，回避了“恐怖主義”、“恐怖襲擊”、“恐怖分子”等詞，同時一再強調政府仍沒有足夠重要的證據將試圖炸毀客機的烏瑪爾列入禁飛名單，也還不能確定他是否屬于“基地”組織。對此納波里塔諾的解釋是“我們希望脫離恐懼型政治”，這反映了目前華盛頓流行的一個政治傾向，那就是奧巴馬領導的團隊希望盡快撇清布什時代的政治影響，不再癡迷于反恐戰爭。可是旦夕間就可能發生的炸機危機說明，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承擔在反恐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掉以輕心的嚴重后果。 那么從253航班事件中反映的就沒有一點好消息嗎？如果有，那也是令人掃興的安慰。在巴基斯坦，美軍從去年9月開始執行無人駕駛飛機轟炸行動，行動取得巨大成功，“基地”在巴基斯坦分支機構的行動能力被嚴重限制，高層指揮和其他機構的聯系也非常困難，同時恐怖分子不加區分的殘忍激起了當地普通穆斯林的憤怒，而不是同情和支持。于是恐怖分子進行串聯性恐怖活動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他們只能在內衣里塞上爆炸物，當自殺炸彈。即便如此，“基地”組織還是能輕易找到那些沒有生活目標、被宗教精神燒昏頭腦、生活中缺乏正常關愛的年輕人執行自殺式襲擊。另外從這次事件也能看出，在也門和巴基斯坦西部辛苦鉆研的“基地”科學家們暫時還沒有掌握引爆高壓縮烈性爆炸物的化學技術，這需要超高溫的化學環境。另外“基地”組織的亡命徒們還難以獲得致命的殺傷性武器進行大規模屠殺，我們從來不懷疑他們有這樣的野心。相關專家表示，烏瑪爾所攜帶的炸藥如果成功引爆，能在他座位附近的機艙壁炸開相當大的洞，如果那樣，飛機會在數十秒內墜毀。 當然，烏瑪爾沒能成功不僅是因為技術上還不過關，也因為飛機上勇敢的人群，尤其是荷蘭小伙子舒林加勇于對抗謀殺的勇氣。這讓我們聯想起“9·11”悲劇，在“9·11”事件前，《航空安全法》要求被劫機的乘客不能反抗，完全合作，這樣要求是保證乘客安全，因為之前的劫機犯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于是我們看到飛往世貿大廈的兩架飛機，乘客們沒有絲毫反抗。但是飛往五角大樓的那架飛機就不一樣，因為乘客反抗，它墜毀在郊外，避免更大傷亡。事件之后，飛機乘客已經形成這樣的共識，那就是一定要反抗，這是唯一出路，這種默契和精神對恐怖分子是重大打擊。要感謝事件中所有聰明、勇敢的人，他們不僅挽救了數百人的生命，還保證烏瑪爾被活捉，此人先在底特律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現在被關押在底特律的聯邦調查機構，他很有可能成為重要的情報來源。這是這次事件出乎意料卻最有價值的“禮物”。（MichaelDuffy，MarkThompson/原作，濰/編譯） 圖4：空中擒暴英雄舒林加，成為全美國感謝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