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梁坍塌，不要讓道路成陷阱，不要讓房屋成危樓。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人都不被‘時代’拋下，每一個人都順利平安地抵達終點。”此博文現于“7·23”甬溫動車事故之后，跟帖者甚眾，并成為美國《紐約時報》頭版新聞。博主以飄逸筆鋒表達的對“中國速度”的憂慮，振聾發聵，發人深省，引來網民強烈共鳴。筆者也不禁油然升騰起莫名的慨嘆：是的，中國確實應該放下速度，放下GDP，放下面子，冷靜盤點三十余年高速發展的代價成本。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無不與新媒體密切相關。萬眾矚目的“曬三公”通過媒體網絡平臺，將政府花費置于“陽光”之下，接受媒體和公眾的監督；起于微博而飽受鄙夷的“郭美美炫富”，消耗和透支了公眾對紅十字會的信任，更引發了公益組織信任危機的“多米諾效應”；最早揭露“渤海19-3油田溢油”的微博，讓漏油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在短短數月間，經由網絡和微博頻頻爆出的故宮“十重門”，將故宮置于風口浪尖之上。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持續動蕩的中東北非，利比亞、敘利亞和埃及等內亂，英國倫敦街頭騷亂，德國柏林縱火燒車及漢堡騷亂之中，也無不隱現著Facebook、Twitter、MySpace、BBS、黑莓短信、博客、播客、微博等新媒體技術的身影。它們作為事件背后的推手，對事態的惡化推波助瀾，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個劃時代的新事物——新媒體技術應時而出。

　　新媒體是指相對于報刊、廣播、電視、戶外四大傳統媒體，基于數字信息技術，以互動傳播為特點，具有創新性的媒體形態，如數字傳媒、移動傳媒、互聯網、數字互動媒體等，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新媒體信息的生成和傳播的即時性，進一步使“人人拿著麥克風，人人都可被關注，隨時隨地可發布”成為現實，美國《連線》雜志將其稱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新媒體的出現在給傳統媒體帶來革命性沖擊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甚至是生活方式。新媒體以其時效性強、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等特點被形象地稱為“5A”媒體（Anyone， Anytime， Anywhere， Any Media， Any Information），意即任何人可通過新媒體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媒介信息表現形式傳遞任何信息，它的出現使意愿表達扁平化、時空傳導無限化、身份認可虛擬化、溝通路徑多節點、互動關系平等化、社會價值多元化。具有即時性、自主性、開放性和互動性的播客為民眾提供話語自由權，顛覆了“把關人”的理念；近2億人的微博產生的蝴蝶效應讓人著迷激動，它神話般地拓展了人們獲知信息的渠道，改變了當代人的時間感或空間感；網絡社區為網民各種信息相互交流提供平臺，實現網民就共同關心的主題互動與合作。

　　通過新媒體，草根階層的聲音可直達頂層，在匯集民意方面，頗具一呼百應之勢。黨和國家領導人通過網絡平臺與網友在線交流，吸引大批網友的踴躍參與；一些地方官員時常經由微博等網絡新媒體就百姓關心話題與民眾真誠溝通，成為網迷津津樂道的談資；美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國政要也都通過政黨網站、個人博客、網絡論壇等新媒體技術為競選造勢，新媒體不僅為當政者洞悉民意、體恤民情提供新途徑，還在官民溝通和輿論監督上發揮著獨特作用。

　　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優化行政管理、政務公開、促進社會各領域公平正義方面，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每個公民都有權獲知與切身利益相關的行政立法、政策制定、公共開支等，自2003年以來，國內涉及政務公開的法律法規達十部之多，依法行政和公開透明已取得顯著進步。廣東省和深圳市建立“實時在線財政預算監督系統”，將預算單位每筆資金都置于人大代表監督之下；湖北省開通“財政與編制政務公開網”，將全省71項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140億元資金分配情況全部在網上公開；民航此前開展的“小金庫”專項治理，也正是將體制外違規運行的“小金庫”公開透明。這些舉措都是政務公開的一小步，是行政者的反思與感悟，更是源于新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新媒體的科學應用，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和社會各領域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新媒體本身是矛盾的復合體，是把“雙刃劍”，既充滿希望，也充滿失望。它在向我們提供大量新鮮資訊的同時，也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帶來誠信缺失。正如馬克思對資本條件下科技作用的分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的。”有些信息和觀點幾乎不經甄別和篩選就可互相轉載和鏈接，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和意識傾向，容易誤導社會輿論。正是因為新媒體這一新興平臺的興起，官員作秀、明星炒作，別有用心的人造謠誹謗，甚至有的媒體蓄意制造和導演新聞吸引眼球等現象一度盛行。“人肉搜索”、斷章取義、無中生有等慣用手法，使處于風口浪尖上的行政部門和政府官員人人自危，對媒體避之唯恐不及，并由此將自身定位為“高危行業”、“弱勢群體”。一些普通的社會事件釀為嚴重的群體性公眾問題，盡管與相關主管部門缺乏應對新媒體經驗，沒有主動及時、公開透明的信息發布機制不無相關，但網絡媒體的惡性擴散也難脫干系。試想，一個擁有2億人參與的新媒體如不能捍衛真理，恪守誠信，必將歪曲事實，謊言漫天飛舞，甚至使新媒體成為煽動、蠱惑騷亂、散布恐怖的幫兇。因此，民航局李家祥局長要求我們學習如何應對新型媒體，正確引導社會輿論，這也是所有政府部門甚至全社會都必須面對的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問題的關鍵是，當人們掌握這個自由的工具時，決不能忘記自由從來都不是抽象的、絕對的，它不是一個脫離法制束縛的地帶，也不是偏離理性、制造分裂和混亂的借口。不論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信息發布都應盡量及時、盡量透明、盡量準確、盡量客觀。誠信也同樣應是新媒體的倫理底線。

　　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給政府管理帶來巨大挑戰，我國5億網民規模使互聯網已成為公眾輿論的主要陣地之一。網絡新媒體的興起一方面有利于行政改革和社會進步。據調查，在中國210起重大輿論事件中，網絡輿論在近70%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動政府解決問題的正面積極作用，社交傳媒傳達了公眾對社會腐敗的追打和國計民生的關懷。但另一方面，網絡公共輿論在缺乏政府引導和管理缺位的背景下，極有可能演變成“公共輿論危機”，加劇社會動蕩。當前，我們只有參與、互動、引導、共建，才能彌合信任感裂痕。結合傳統媒體，健全輿論引導機制，聚同化異，扶正抑偏；借用新媒體平臺建立信息傳達機制，認真傾聽民意，構建政府與民眾良性互動關系；全面掌握輿情，加強網絡監測與預警防范；強化政府職責，勇于承擔責任，不逃避、不掩飾、不推諉；須知謠言止于公開，公信源于透明，借助新媒體技術，形成“倒逼”機制，促進政務公開透明，提高政府公信力。如果說監督權力、優化行政、推動社會進步是新媒體折射下的直接意義，那么政治與社會的對接可謂其典型的溢出效應。

　　在各類交通運輸方式中，民航更具特殊性，極易引起公共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尤其在當前，航班延誤問題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關艙門后30分鐘內起飛”的承諾給民航服務帶來巨大壓力。航班延誤受天氣、空域管制、流量控制、管理運營、機械故障等自然或人為因素影響，已成為行業突出的一大頑疾。特別是隨著國民經濟和社會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航空出行的旅客數量越來越多，航班延誤已成為焦點問題飽受非議。信息發布不及時、發布渠道不暢、缺乏公開透明或難以服眾是導致乘客群體事件屢有發生的重要原因。據今年上半年航班正常率統計，主要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為76.5%，主要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影響航班延誤的超三分之一；而中小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為73%，由中小航空公司原因影響航班延誤的占近一半。可見，航空公司自身問題是造成航班延誤的主要原因。整治航班延誤，充分利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結合，及時準確、公開透明地發布信息，才是緩解延誤造成乘客與民航關系緊張的有效方式，也是解決矛盾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在大力整治航班延誤的同時，科學認識在新媒體形勢下如何實現公開透明和加強輿論引導，更具重要意義。要借助新媒體技術，形成“倒逼”機制，鞭策行業創新管理手段，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水平。構建民航航班信息共享平臺，完善發布機制；大膽揭示空域管理體制已成為民航發展“瓶頸”這一事實，充分利用社會輿論，改變民航單方面在空域改革協商談判中“單打獨斗”的劣勢地位；加強公共宣傳，普及航空安全知識，讓民眾對航班延誤原因有更深入了解；一旦延誤發生，應用旅客“看得清”、“聽得懂”、“經得起推敲”的信息發布方式，少用或盡量避免使用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解釋延誤原因，做好被延誤旅客安置服務工作。推動民航政務信息公開，實現公權力透明化管理，其根本目的是尊重人民群眾知情權，促使航空公司、機場和空管在信息公開透明的壓力下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這也是新媒體對民航業最為積極的正面效應。

　　可以說，沒有哪個時代如今天這般，新媒體能以如此深度和速度影響著輿論格局的分布、社會氣候的轉換乃至政治權力的更迭，其影響范圍之廣、速度之快、程度之深，遠超乎傳統認知。新媒體既有細雨潤無聲的滲透之功，更擁有空前的磅礴如排山倒海之力量。我們相信，它不但能讓人們了解更多的資訊、增長更多見識、汲取更多的思想養料，更利于形成懲惡揚善、激濁揚清的社會氛圍，凝聚積極進取向上、推動行政改革（包括空域管理體制）和文明進步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