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戰場上使用無人偵查機

上世紀60年代，我國曾多次擊落美“火蜂”(Firebee)高空無人偵察機。后來，美軍決定研制新型的“天鷹”無人機。但美軍方對“天鷹”計劃提出種種不切實際的要求，致使搭載的任務系統越來越多，傳回的圖像越來越差，最終導致計劃夭折。

反恐戰爭中的察打一體機。上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爆發后，無人機逐漸在美軍打開了局面，每年以300%的速度增長。美陸軍和空軍無人機全年飛行時間分別超過30、25萬小時。“9·11事件”之后，美軍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中不具優勢，面對頻繁的自殺式爆炸，察打一體無人機被視為解決非對稱作戰的非對稱手段。例如，2008年，在阿富汗的20個高價值目標中，有11個死于無人機的轟炸。但暴恐分子認為：他們無需打敗美軍，僅需比美軍堅持得更久些，美軍就會難以自拔，誠如美軍駐阿富汗部隊的前指揮官戴維·巴諾中將所言：“美國有時間表，而他們有時間”。

反恐戰爭中使用最多的無人機有兩種。“捕食者”使用合成材料制造，沒有駕駛艙，僅重500公斤，飛行高度達8000米，可連續飛行24小時。在2005-2006年一年時間內，“捕食者”執行任務2000余次，飛行時間達3萬多小時。“全球鷹”原是U-2偵察機的替身，身長12米，飛行高度達2萬公里，可連續自主飛行35小時。此外，還有“影子”、“烏鴉”、“黃蜂”等小型無人機。到2008年，約5300多架各型無人機參加了伊拉克戰爭，幾乎是有人駕駛的飛機數量的2倍。

 “捕食者”無人機

在威脅多元、復雜和危險的背景下，人成為防御系統中最薄弱的環節，而無人機適合在枯燥、骯臟、危險的（3D，Dull, Dirty, Dangerous）條件下工作，可以拯救士兵的生命。隨著OODA周期的縮短，人的體力智力日顯不足，士兵長期從事同一任務，體力上、心理上都會難以為繼，飛行員駕機10小時以上就會感到精疲力竭，效率低下。而無人機在射擊精度、速度、平穩度方面都高人一籌，不需要補給和休息，還能很快地接受新知識或新技能的灌輸。機器人心無旁騖，永遠忠誠，沒有嫉妒心；輕傷不下火線，后發制人，無需保存自己，一心消滅敵人，無人機陣亡后，不必發撫恤金。無人機可以不間斷地飛行20/30小時，由于技術進步（如GPS與無人系統的整合），成本降低，無人機現已成為美軍的搶手貨。現在美國軍方要在申請開發一項有人系統時，首先要證明機器人武器為什么不能滿足其要求。

繼國家主體對發動戰爭的壟斷被打破后，人類主體對參戰力量的壟斷也開始被打破，機器人成了戰斗的生力軍。機器人戰爭又稱“影子戰爭”或“暗戰”。“reachback”可譯為“后援行動”（翻成“前伸--收回”或“前進-后退”是不妥的，它與回送不是同一意思）。無人機操作員位于遠離戰場千里之外的內華達州空軍訓練基地。

“察打一體”催生了C4KISR概念，但非正規戰爭的最大挑戰在于“發現和鎖定”（F2，Finding and Fixing），而不是最終的打擊。舉兩個例子。

無人機提供的“空中之眼”或“上帝之眼”可以實施不間斷的監視。例如追殺“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頭目扎卡維時，情報發現他經常要請教一位教士的意見，于是美軍出動無人機24小時監控這名教士，最后發現他去一間農舍與扎卡維會面。這次行動跟蹤監視共花費 600多小時，而投彈僅為10分鐘。

“空中之眼”提供了不間斷的監視

無人機參戰還能產生強大的心理震懾作用。 海灣戰爭中，一群伊拉克士兵看到一架“先鋒” 無人機在頭頂上盤旋，但在茫茫沙漠中無處躲避， 為了不坐等自己被 900 公斤重的炸彈炸碎，他們 朝無人機揮舞白色的床單和短袖背心。這是有史 以來首次發生的真人向無人機投降的案例。

海灣戰爭中伊拉克士兵向無人機投降

遙控戰爭中引發的問題。要不要攜帶致命性 的殺傷武器？要不要給無人系統自主權？如果將人置于控制圈之外，則只能充分信任機器所確定 的打擊目標，但計算機也有判斷失誤導致誤傷友 軍、平民的事件。敵我識別技術在這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有人主張無人機的非殺傷性很重要（代之聲波、激光、化學物質等非致命性武器），“你可以命令系統制服目標，剩下的事情交給武裝人員，而不是將目標全部殺死，后事交給上帝處理”。

在有些條件下，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機功能如何合理分配？人有很強的綜合判斷處理能力，但人的記憶能力和反應速度是有限的，人的操作熟練程度取決于自身的技能和環境的影響，比如通信中斷或受干擾，或需要同時操縱多架無人機，或戰機稍縱即逝。2000年，“捕食者”發現，有一車隊駛入在坎大哈附近本·拉登的農場，并有一身穿白色長袍的高個男子，經對屏幕圖像的仔細辨識，分析人員認定正是本·拉登本人，緊急請求調動艦載導彈對目標實施打擊。但國家安全委員會卻堅持要求中情局做出預判：未來6小時內本·拉登是否仍將滯留在原地？因為這是完成導彈批復程序和完成導彈發射所需的最短時間。這無疑是中情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無人系統的自主性或智能化是大勢所趨，是否要轉換人在控制圈中的角色？即轉換為監督者。當然機器也會出錯，但錯誤的機理、解決 的辦法與人為錯誤有所不同。未來的戰爭或許 是人機混合編組，二者既要能相互溝通，又要相互信任。

“君子多了亂朝綱”。如何確定各級指揮官對無人機的控制權及優先級？每個指揮官都認為自己有權掌控無人機，優先級最高。

例如，中情局策劃了無人機襲擊巴基斯坦山區的一次部落集會，造成數十人的傷亡，引發巴全國的抗議和美領事館的關閉。中情局認為，15歲以上的男人皆為恐怖分子，結果濫殺無辜。為此美駐巴大使與中情局駐伊斯蘭堡站站長發生沖突，結果顏面掃地。“誰是總指揮？你不是大使！”“我才不希罕當大使呢”。后來發展到中 情局長帕內塔與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公開叫板。“你大錯特錯”，“我不是為你工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參會者目瞪口呆，面面相覷。事后安全顧問多尼倫做了工作，才達成共識：大使可對反恐行動提出異議，中情局如不服，可直接請示白宮。本來大使要求有舉“紅牌”的權力，但最終僅賦予大使舉“黃牌”的權力。

戰爭中使用機器人固然可以給敵方制造恐懼，但無意中也暴露了自身的弱點：使用者自身同樣充滿了恐懼，缺乏勇敢精神，不敢面對死亡，因而被敵人視為軟弱卑劣的一種表現。機器人大量用于戰爭，徹底使戰士與危險恐懼脫離，沒有恐懼，沒有憤怒，就談不上勇氣，戰士的血氣就體現在戰勝恐懼，忠誠、團結、不怕犧牲等軍人 美德也會消失殆盡。

機器人的出現模糊了戰爭在公眾心目中的代 價，國內民眾對戰爭中敵方人員的傷亡更加漠不關心（像看體育比賽實況轉播一樣觀看戰爭）， 令軍事領導人低估戰爭的嚴重后果（降低了戰爭 的門檻），更容易輕啟戰端，更難化解干戈。高層軍事領導人遠離戰場的喧囂和血腥，弱化了對 戰爭正義性的倫理道義方面的思考，以為掌握了新技術就能避免己方人員的損失，發動戰爭基本上不必考慮是否具有正義性，這種零風險的戰爭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了。

二“母艦戰術”與“蜂群戰術”

集中決策、火力分散。母艦戰術類似美海軍在瀕海戰斗艦上應用的無人系統。采用遠程駕駛技術，通過鼠標和操縱桿而不是傳統的舵盤駕駛船舶，使船上配備的人員減少到 1/4。還具有分散化、模塊化、即插即用等特點。根據不同的任務，可以接駁不同的無人系統和控制站。例如為航道掃雷，就裝載可自動排雷的小型水面航行器；如受命港口巡邏，就裝載用于檢查可疑船只的小型摩托艇；或搭載若干架無人機。在各模塊沒有遭到重創的情況下，且指揮鏈保持通暢時，該戰術能實現指揮官預期的效果。

分散決策、火力集中。蜂群由眾多高度機動、 能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個體組成，蜂群戰術是自主 決策，自組織，實現整體的高效。蜂群個體運動 遵循三原則：相互分離（separation），保持一 致（alignment），向中心聚結（cohesion）。攻擊蜂群如同用劍砍殺蜜蜂，部分個體的受損對 總目標的實現影響不大。蜂群戰術有時能出奇制 勝，但因無法精確掌控，很難確切地估計行動的效果。這是一個典型的復雜自適應系統。無人機群大多采用蜂群戰術。

作戰條令與最佳實踐。條令來自實踐經驗的積累。目前還不清楚哪種戰術是機器人最有效的 作戰方式，也許需要將上述兩種戰術結合起來運 用。盡管機器人在戰爭中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目前還沒有深入研究機器人的作戰概念或作戰條令。

戰略下士的新要求。在無人機參戰的過程中，基層部隊和年輕士兵獲得了對強殺傷力武器的控 制權，一次戰術行動也能產生戰略性的影響。例如20歲上下的下士有權呼喚飛機或無人機實施 精確打擊或定點清除，這在過去只有40多歲的 校官才有權這樣做。這些戰士被稱為“戰略下士”。1988年7月，美國“文森尼斯”號巡洋艦在波斯灣巡邏時，“宙斯盾”的雷達系統屏幕上標記的圖標，看上去像一架伊朗的F-14戰斗機，盡管該機的航速和方向保持不變，且二次雷達發送的信號是民用客機，可值勤的水兵仍按下發射的按鈕，致使290 多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無人機的操控者要盯著三個屏幕（導航地圖、飛機的技術參數、視頻態勢），比較疲勞。后方作戰支援還要協調三類角色（指揮官、情報人員、 空勤保障人員），這要求他們具有親臨前線的實 戰經驗。

無人機操控浙使用三個屏幕

美軍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執行定點清除任務時，發生過一起嚴重的無人機誤炸事件，共造成23名平民傷亡。無人機操作員在監視無人機反饋的視頻圖像時，沒有注意到有兒童出現在人群中這一事實，而是斷定在聚集的人群中有潛在威 脅，從而下達了投彈指令。無人機操作員所處的 環境充滿壓力，當時他正處理數十條實時消息，除需要不斷檢查來自無人機的實時視頻外，還要與情報分析人員和在該區域內的飛行員進行電話交談。他們通常要連續工作12小時才能輪崗休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很容易導致操作員數據過載，難以保證快速決策的正確性。所以在視頻指揮中，人對圖像的正確判讀理解極為重要。

蜂群個體的運動原則

戰術將軍5000英里長的“螺絲刀”。在無人機作戰過程中，高級指揮員有能力在5000英里之外實施越級指揮，因此被喻為手握5000英里長的“螺絲刀”，一竿子插到底。參加伊拉克作戰的一名美軍營長舉例說：在一次戰斗中，先后有一位上將、兩位中將、一位少將對其部隊的部署指指點點，這些人肩上扛著的將星共有12顆。這些將軍被稱為“戰術將軍”。

一位四星上將花兩個多小時觀看從前方傳回來的視頻畫面，然后下達命令，指示要投多大當量的彈藥，投到什么地方。一位特種作戰部隊的上尉帶領小分隊追擊從一次突襲中逃脫的一名伊拉克叛亂分子時，軍銜高出四級的一位準將，在旅指揮所里通過無線電直接和他聯絡，通過觀看 “捕食者”無人機傳回的圖像，下達部隊部署的命令，甚至指揮到每一位士兵的部署。一位將軍坐在有空調的指揮大廳內觀看視頻，看到基層軍官軍服不整，敞開襯衫，取下頭盔，他就通過無線電把下級批評了一通。殊不知執行任務的部隊當時正在山區作戰，天氣太熱，不得已而為之。

微觀管理與事事請示。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 遠在千里之外的將軍直接介入戰場的例子屢見不鮮。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應當這么做。遙控戰爭時代的將軍們必須準確地判斷，何時應親自干預？何時可以下放指揮權，授權基層部隊自主行動？如果將軍做了戰地指揮官份內的事，那么將軍的工作又由誰來做？中下級軍官無法解決本該將軍把握的宏觀戰略和方針政策問題。

令戰地指揮官悲哀的是，將軍們總是認為下級沒有很好地理解指揮意圖，但誰能比指揮官本人更好地理解他的意圖呢？于是越級干擾指揮的痼疾在微觀層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將軍們總是高地估計其對戰場態勢的實時感知能力，越來越希望親自監控戰場的情況，致使戰地指揮官事無巨細均要請示，就像小孩做什么事都要問媽媽一 樣，我可以這樣做嗎？（Mother may I ？），這對下一代指揮官的成長很不利。

有一個極端管理的例子。“烏鴉”無人機操作員發現武裝分子正在路邊安放一枚簡易爆炸裝置，他向長官報告所發現的危險，請求立即打擊，但長官在顯示屏上分辨不清楚武裝分子，一再要求降低無人機的盤旋高度，最后士兵操控無人機 直接撞到了武裝分子胸部，雙方同歸于盡，然后向上級報告：長官，這下子您看清楚了吧！

任務式指揮 (mission command)與啟發式控制(enlightned control)。機器人技術使傳統指揮體制的金字塔架構面臨瓦解的危險，結構的中上層消失了，因此更有必要提倡任務式指揮（mission command）。任務式指揮的基本原則是：明確的意圖，共同的理解，充分的信任；符合紀 律的主動性，使用任務式指令，承收經過慎重考慮的風險。指揮官應向兒童足球隊的教練學習，不需要全面掌控每個人的行動路線或動作，只需 明確各隊員的位置與職責，防止小孩亂哄哄地去搶球，而沒有人守球門。

啟發式控制（enlightened control）或開明的控制，其基本指導思想與任務式指揮有類似之處。它強調高層指揮官只需設定大的目標和大的計劃，命令應足夠簡潔，然后讓聰明的參謀、軍官們列出詳細的計劃，并對形勢做出自己的判 斷，據此采取行動。將軍們向現場指揮官下達的指示不要太多，不要以為沒有自己，部隊什么任 務也完成不了，向低級指揮官放權是為了實現整體上靈活高效的控制。啟發式控制應以監督為主，控制為輔。

四結束語

雖然無人機在反恐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美軍認為其效果并不理想，它形成了如下悖論：無人機殺死的無辜平民比殺死的恐怖分子要多，因無人機殺戮制造的仇恨導致新生的恐怖分子比殺死的恐怖分子要多。因此美軍最重要的反思是：在反暴騷亂戰爭中，無人系統未必能迅速發揮決定性作用，高素質的軍隊和高明的戰術遠比高科技的無人系統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