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中蘇關系雖略有緩和，但在各自媒體上還是經常相互批評。圖為1981年3月的《參考消息》

在這樣的情況下，王耀臣只能調來了兩臺面包車，開足了暖氣之后，自己走進了機艙，用俄語對所有乘客說：

“這次是突發事件，讓你們的行程受到了影響，中國政府很重視你們的安全和生活。現在是這里最寒冷的季節，如果你們不愿意離開飛機，就請你們去飛機旁的面包車里暖和暖和。”

但是，依舊沒有一個人肯下飛機。

就這樣，43個蘇聯人在冰窟窿一樣的飛機中熬過了一夜。

早上6點30分，天色剛剛微亮，中方就派人送來了面包、牛奶、肉、魚罐頭和當地農場專門加工的奶酪。這個舉動大大緩解了當時緊張的氣氛，蘇聯的乘客向中方表示感謝，并在用過早餐后，開始輪流進面包車取暖。

早上9點剛過，時任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的戴秉國等外交部人員乘坐直升飛機趕來，戴秉國自己走進機艙向蘇聯乘客解釋：

“這里實在太冷，條件也有限。離這里4、5小時車程是中國的城市齊齊哈爾，我們決定把你們送到那里最好的賓館去休整，然后等待你們政府接你們回國的方案。”

倔強的蘇聯乘客再一次“十動然拒”——在表達了謝意后，堅決要求等蘇聯大使館的人來了才能決定下一步行動。

12月20日中午11點過，蘇聯大使館的人終于乘坐直升飛機趕到。

領頭的蘇聯大使館領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見到戴秉國，就提出了三個要求：

第一，和劫機犯見面；

第二，和蘇聯大使館通電話；

第三，和乘客見面。

戴秉國的回答是：

和劫機犯見面絕不可能；和大使館通電話，受通訊條件限制，只能打到齊齊哈爾；和機上乘客見面，當然可以。

戴秉國。后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長

格里山隨即就奔向了飛機，見到機長就厲聲責問“到底是什么情況？”機長雙目含淚，把格里山拉到遠處的田野，兩人小聲交談。在談了大概半個小時之后，格里山回來告訴戴秉國：他也不能決定乘客是否下飛機，必須要得到大使館的進一步指示。在得到指示前，他要在機艙里和乘客們在一起。

戴秉國和王耀臣確實沒有想到，格里山都無法讓乘客離開機艙。眼看天色又暗了下來，考慮到飛機里有十多位婦女，還有一名7、8歲的女孩，如果再在冰窖一般的機艙里呆上一夜，很難保證不會有什么意外情況發生。

無奈之下，這個情況被匯報到了哈爾濱的指揮中心。在聽取了匯報之后，時任黑龍江省長的侯捷立刻撥打“紅機”向中南海的陳俊生匯報情況。一夜沒睡的陳俊生在了解到情況后，立刻又協調各方面關系，最后由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錢其琛和蘇聯大使館聯系，并要求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李則望大使立即向蘇聯通報最新情況，堅持中方將機上人員送到齊齊哈爾的意見。

錢其琛。后任外交部 部長、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到了20日下午5點，陳俊生撥通了侯捷的電話，告訴他中國駐蘇聯大使向蘇聯外交部副部長通報了情況，蘇聯的那位部長立刻表態說“中方的安排是完全正確的”，應該將機上人員都安排到齊齊哈爾。

這個消息通過蘇聯駐中國大使舍爾巴科夫轉達給我國外交部，同時兩位蘇聯大使館人員也緊急趕往迫降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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