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年多的實戰，面對新的考驗，我們已經有了清晰的思路和充足的經驗。”受境外輸入的德爾塔變異株影響，前不久，國內多地疫情反復。但與疫情暴發之初相比，王敬博已經從容多了。此刻，作為海南航空波音787機型的機長，他剛執飛完加拿大多倫多—西安的國際航班，結束了為期14天的隔離。

  全新升級的疫情防控措施對一線機組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個人防護和核酸檢測早已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對在境外過夜的航班來說，機組將盡可能規避所有接觸病毒的風險。

  在王敬博眼里，更為辛苦的是乘務組。由于要接觸旅客，十幾個小時的航班，他們幾乎要全程身著防護服。因為上廁所不便，他們甚至還要穿上成人紙尿褲。

  對此，乘務長馮佳佳和安全員張國銘深有體會。“每次回到酒店，脫下防護服，都像是從水里撈出來的一樣；摘下口罩和護目鏡，每個人臉上、耳后都會留下深深的印痕”。但當看到同胞感激的目光時，馮佳佳說：“那一刻，覺得一切都值得！”

  在特殊的兩年里，每一個一線機組成員都在不經意間參與了歷史，疫情防控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磨礪了他們的意志，也讓他們對工作、生活和責任的態度更加積極與篤定。

  戰疫升級

  “不論是救災還是撤僑，扶貧還是戰疫，哪里任務重，哪里就有黨員當先鋒、做表率”。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承擔國際航班飛行任務，王敬博沒有猶豫過。作為一名飛行了15年的老機長，同時也是一名預備黨員，王敬博說：“這是責無旁貸的，必須迎難而上！”

  今年初，馮佳佳辦理完證件續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請執行國際航班飛行任務，加入到戰疫最前線的隊伍中。

  面對德爾塔變異株的威脅，機組也升級了防疫措施以保障組員和旅客的安全。馮佳佳說，為減少服務接觸和機上用餐風險，海航制定了不同風險等級航班的配餐標準和對應服務程序，一旦出現風險升級的航班，會按照對應的風險等級標準調整配餐。

  客艙消毒的頻次也增加了。以手部清潔為例，乘務員在用餐前后、使用及清潔消毒洗手間后、餐食準備及發餐前后、接觸旅客前后、接觸或處理垃圾后、更換口罩前后等均須進行手部清潔。與之對應的，是機上餐飲配備及服務程序簡化了。

  “我們要隨時互相提醒是否科學穿戴防護用具。在飛機落地之后，機組會穿好隔離服，乘坐特定的交通工具到酒店。入住后是嚴禁外出的，三餐均有專人配送，直到第二天再次換上新的隔離服離開”。王敬博說，在國外，除飛行任務外，機長還要對整個機組的健康狀況負責，每天組員都要向機長匯報自己的身體狀況。

  歡迎回家

  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總是能在洲際航班乘務組的防護服上看到最暖心的詞語——“歡迎回家”，總是能在航班落地時從旅客的眼睛里讀到最真摯的情感——為身為中國人而自豪。“這種場景只有在返回祖國的航班上才能看到。”張國銘每每回憶起來都很感動。

  除日常的客貨運國際航班外，疫情防控期間，航企也會執行一些特殊的包機任務。讓王敬博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去年8月由北京經停比利時布魯塞爾飛往喀麥隆首都雅溫得，接回了中建交集團的200余名援建工人。

  因為疫情耽擱，工作交替無法正常進行，援建工人們已經兩年沒回家了，所有人都歸心似箭。

為了順利完成包機任務，海航配備了3套機組、2套乘務組。但雅溫德實在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所有人都是第一次飛那里。

  因為當地條件簡陋，安全壓力較大，王敬博和同事們選擇落地不下飛機，待工人們登機結束，加油后直接返回。這意味著機組要在飛機上連續待60多個小時。“我們全程穿著防護服，身體非常疲勞，再加上落地陌生的機場，設施條件差，精神上也比較緊張”。

  經過漫長的飛行，當機長通過廣播告知飛機已經進入中國境內時，機艙內的工人師傅們集體鼓起掌來，王敬博看到很多人都流下了喜悅的眼淚。“這個經歷非常難忘，這也算是我們為抗疫作出的一點兒貢獻吧！”

  馮佳佳亦有類似的經歷。去年，她曾執飛過北京—烏克蘭基輔—石家莊包機航班。經過超30個小時的連續飛行，馮佳佳到酒店后才發現，腳已經腫得脫不下鞋。“大家都是全身心投入到航班保障工作中的”。

  按照規定，旅客與機組要盡量避免接觸。但是有些年長的旅客在踏進機艙的那一刻，還是會激動地握住乘務員的手。回家真不容易。“我記得那些老人的臉、他們的情緒，在那一刻我能感同身受。”馮佳佳說。

  并非所有關于海外戰疫的回憶都這般暖人，王敬博就遇到過美國海關的刁難。疫情防控期間，航企執飛了很多“客改貨”國際航班。在歐洲，飛機落地后，卸了貨，加完油就可以直接返程了，通常20多個小時就可以“打一個往返”。但是到了美國，只要是入境的航班，哪怕只是短暫停留卸貨，機組都必須從海關出入一次，錄指紋、登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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