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決定。民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在總結歷史經驗中“解碼”民航制度優勢,在分析發展趨勢中明確民航制度建設方向,在對標民航強國戰略目標中完善“行業之治”,切實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轉化為民航領域的生動實踐?
在2020年全國民航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本報記者圍繞推動民航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民航治理效能這一主題,專訪了民航局黨組書記、局長馮正霖。
固根基 揚優勢
堅持和鞏固制度優勢
記者:今年全國民航工作會議工作報告中提到,“2019年民航工作大事多、要事多、亮點多,在中國民航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我們注意到,工作報告中對去年成績總結的篇幅卻比往年都要短。請問這是基于什么考慮?
馮正霖:去年的民航工作確實是大事多、要事多、亮點多。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國民航成立和“兩航起義”70周年。在內外部環境十分復雜的情況下,全行業沉住氣、穩住神,確保了安全形勢保持總體平穩,服務品質持續提升,深化改革不斷推進,高質量發展全面起勢,實現運輸航空持續安全飛行112個月、8068萬小時的安全新紀錄,航班正常率達81.65%,經受住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成績來之不易,必須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總結,指導下一步工作。因此,我們改變往年用很長篇幅從安全、發展、服務等業務要素角度總結成績的習慣,而是側重通過分析成績來把握2019年的工作特點。比如,去年我們果斷停止波音737MAX-8機型的商業運行、及時對香港國泰航空發出重大安全風險警示并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了民航安全、服務了國家戰略導向,就是因為堅持了政治站位、戰略導向與行業安全技術標準高度統一的總原則。在去年安全工作壓力大、外部環境異常復雜、行業自身積累的矛盾依然突出的嚴峻情況下,我們堅持將處理好安全與發展、效益、正常、服務的四個關系作為行業治理的總開關,確保了全行業安全形勢保持總體平穩和高質量發展穩步推進。再比如,我們深刻把握“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堅持用改革破解難題、推動工作,去年確定的606項改革任務完成率達91.3%,促進了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相互協調,充分發揮了“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優勢。特別是打出暫停飛機起降費標準上浮等降稅減費的“組合拳”,為企業成本做了“減法”,為行業發展做了“加法”。再比如,我們協助拍攝的《中國機長》電影熱映,讓民航受到廣泛關注并獲得了社會美譽,提振了行業隊伍精神風貌。這讓我們更加堅信,要凝聚起推動新時代民航強國建設的磅礴力量,必須堅持用理想凝聚人、紀律約束人、文化鼓舞人。
從2019年民航工作成績中提煉出的這“四個堅持”,既是民航發展經驗的總結,更是當前全行業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認識成果和實踐成果,是我們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進步,對于指導我們今后民航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記者:今年全國民航工作會議工作報告系統闡述了推進民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目標、基本要求。您認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民航發展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馮正霖:民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民航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沒有民航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沒有今天新中國民航的輝煌成就。
自改革開放以來,民航歷經三輪改革,逐步建立起以航空運輸企業管理體制、機場管理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空管體制、行業公安管理體制、行業協會體制等六大體制為支撐的新型民航治理體系。原政企不分的部門體制轉變為企業自主經營、政府依法監管的行業新格局;原國有獨資民航企業走向產權多元化,形成了多元化市場主體參與的競爭格局;投融資渠道的拓寬,調動了地方和社會參與興辦民航企業和機場建設的積極性;空管實現全國一體化管理和運行,提升了運行效率;飛行、機務、空管、乘務、安檢等民航專業人才的培養渠道不斷拓寬,提升了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數量;行業治理結構不斷優化,5家全國性民航行業協會和3家民航基金會也成為民航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時俱進的民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僅提升了行業生產效率,激發了行業發展活力,更釋放了行業發展空間。如今,我國航空客貨運輸規模穩居世界第二,總周轉量占到世界民航13%,發展規模大、實力強、品質優。62家不同類型的運輸企業共同參與競爭,國際國內航線增加到5155條,民航機隊規模達3818架,運輸機場增加到238個,這充分說明民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正在向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向邁進。
這些成績是一代代中國民航人砥礪奮斗的結果,也充分彰顯出堅持以黨的科學理論為指導、植根于中國民航發展實際、充分借鑒國際民航有益經驗所形成的民航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顯著的優越性。全行業必須增強制度自信,著力固根基、揚優勢,在新時代民航強國建設進程中繼續堅持和鞏固、持續發展和完善。
勇擔當 善作為
發展完善“行業之治”
記者:過去,民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推動民航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未來,還需要在哪些方面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使其更好地為民航發展提供支撐?
馮正霖:應該說,現有的行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不能完全滿足服務國家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群眾對美好航空出行的新期待。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新時代民航強國戰略進程的不斷推進,行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比如說,隨著行業的快速發展,預計我國航空運輸規模將在未來5年到10年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民航第一大國。運輸規模的增長,意味著行業對資源配置的能力、手段和效率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從國際環境角度看,民航競爭是全球化競爭,航空制造業開發產品、出好產品需要更加完善的適航審定體系來提供支撐;隨著我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迫切需要打造覆蓋全球的航空物流供應鏈,構建自主可控的國際航空物流體系。從經濟社會環境看,個性化、差異化正在成為航空消費主流,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發展給航空運輸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帶來新挑戰,迫切需要構建多元共治的治理主體結構,完善以真情服務為核心的民航服務質量體系。從技術環境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全方位重塑民航業的形態、模式和格局,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的成長,需要與時俱進改進規章標準,探索與之適應的更加有效的治理模式等。民航要從容應對這些國際環境、經濟社會、新技術發展和行業自身變化,必須將構建適應性更強、前瞻性更強、引領性更強的制度體系作為民航制度建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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