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集團48個分公司，卻幾乎都圍繞修飛機。有人說他走的是一條“窄路”，或者是“小胡同”，甚至是“死胡同”。一路上，曾有無數人嘲弄他，質疑他，但他卻都成功了，他就是海特的董事長李飚。

1971年出生的李飚是個聽話的孩子。小學，初中都在父親的安排下按部就班上學，包括日后去一所空軍航空工程學校讀中專。

那個時候，李飚最大的夢想就是端上鐵飯碗，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分到一套房子。

不過，真等他1986年頂職去父親所在的軍工廠，得到的卻只是一份3年的合同工，也就是大伙口中的“泥飯碗”，而且專業也不對口。

當時，在計劃經濟時代，當工人尤其是軍工廠的工人相當吃香，自來水、煤氣等都不要錢，隔三差五還發米、發油、發面。所以，很多廠礦子弟成天在一起唱歌、拉二胡，日子過得非常快活。

但是，那一切與李飚無關。因為他是合同制，只有干巴巴的十幾元死工資，什么福利都享受不到。

李飚當然不甘心，他寄希望于讀書改變命運 ，“函授、自考、夜校，只要能上的都去上。”同時，嘗試著做生意，包括航空器材、建設有線電視臺、衛星地面接收站、家用電器等10多種工作，李飚都涉足過。

不甘心的還有他父親。老人家在體制內工作了大半輩子，可以說把最美好、最青年的一段時光都奉獻給了祖國的國防事業。

但是，等到快退休的時候卻趕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廠里活越來越少，待遇越來越低，你說心里能不窩火嗎？

所以，當1986年第一波下海經商熱潮來臨時，老人家毫不猶豫下了海，參與成都一家新技術應用研究所的成立，負責與軍工配套的數字檢測設備、放大器、濾波器、功能板卡的研發與生產。

他不只是自己下海，還把李飚也拉了過去。后來，李飚在研究所里擔任市場經理，承擔采購電子元器件、聯系客戶的工作。

沒有想到的是，研究所第一年就賺到了2萬多塊。3年后，銷售收入更是達到幾十萬，李飚自然也拿到了上萬塊的業績提成，小伙子心動了，“別人能干，我們也能干！”

于是，1991年，李飚說服父親拿出1萬元，成立了海特公司。父親負責技術研發，其余的銷售、采購、后勤等工作全部由李飚承擔。

剛開始，公司主要定位為電子零部件的維修。

那段時間，李飚每天早上7點不到就騎著自行車出門。為啥？趕時間！因為電子元件要求極高，比如一個電阻，其精度往往要精確到小數點后面4位數，所以李飚要在成都幾個電子市場來回奔波四、五趟，才能在1000多支電阻里面才能找到一支合格的。

沒有想到的是，錢沒有賺到，病卻找上們來。由于經常飽一頓餓一頓，李飚不久就患上了胃病，1992年春天更是痛到從自行車上滾下來，一頭栽倒到農田里。那一年，他剛剛21歲。

父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必須調整方向！”

“往哪里調整？”

“進軍航空電子維修業。”

進軍航空電子維修業，那是說干就能干的？

要知道，如果說發動機是飛機的心臟，那么電子控制器就是飛機的大腦，“電子控制器是一場革命性進步，能在10毫秒內對發動機狀態進行修正。”

要知道，當時國內不僅航空維修人才極度匱乏，即便熟悉的也是前蘇聯的模擬集成電路，對于新引進的波音、空客飛機的電子集中電路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維修技術全掌握在美國、德國等少數國家手中。與上百年歷史的老店競爭，那不等于送死嗎？

更主要的是，航空維修業是國家管控的行業，你一家小小的民營企業怎么可能拿得到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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