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臺 注意防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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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森派默萊作為公司代表與空軍方面的代表喬治·布萊德談判。布萊德以一種不容討價還價的語調坦然地告訴默萊:“每架 B—17空軍最多只能出
19.8萬美元。”“先生,”默萊也毫不退讓地說,“我想告訴你的是,每架 20.5萬美
元,波音已經賠錢了..”“軍方的定價是不可更改的!”布萊德提高了嗓門。“波音的定價也是不可更改的!”默萊毫不示弱。“你,你給我滾出去!”布萊德火了,厲聲喝道。默萊憤然站起,轉身
就走。
談判破裂了,雙方不歡而散。
真正的硬手是強森,他是默萊的堅強后盾。“20.5萬美元是一個絕對價位,再也不能向后退一分。”強森這樣指示默萊。因為強森已經別無選擇,1939年前 9個月,在財務上,波音已經虧損 260萬美元。
默萊又去求見布萊德的上司空軍首席參謀阿諾將軍。阿諾也是喜歡 B—17的,但價格上他也難以退讓。阿諾又把默萊引見給作戰部長。默萊好說歹說,部長大人稍稍松了一下口,說每架飛機加 14美元,就這樣封頂了。其實軍方有軍方的難處,因為預算都要通過國會,而國會一直把國防預算這根繩子勒得緊緊的。
雙方的僵局一直持續到 1940年的春天。
這時,軍方要購買一批 B—17D型機。這是 B—17的改良型。但軍方的價格仍木板釘釘子似地釘在 19.9萬美元上。
“不行!”董事長強森強硬地表示說,“我們寧可取消 B— 17的計劃,也不能接受這個價格。”
面對這種困境,公司下面的一些工廠想采取一種變通的辦法,即接受合約,但悄悄地變更一些設計以減少成本,這樣還是有利可圖。
“不行!”強森又是斬釘截鐵地拒絕,“我們絕對不做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波音先生及波音公司一直是以磊落正直見稱于世的。強森不想壞了公司的規矩,變更設計降低品質以求價格,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在這種情況下,B—17“空中堡壘”幾乎面臨被取消的命運。因為軍方無法攻克斐爾·強森這座“空中堡壘”。
僵持到最后,軍方一位代表松動了,提出了一個新方案,即減少一些 B—17的裝備,以使價格降下來。信息反饋到波音,工程師艾迪·威爾斯經過周密籌劃,認為可以減少 B—17的機外炸彈懸掛架、機翼電子控制器等一些小設備,但價格仍然要定在 20.25萬美元的價位上。
軍方終于同意了。
波音經過一番苦戰終于獲勝了。B—17“空中堡壘”終于一批又一批地從波音這個大鳥窠里孵化出來。
超級空中堡壘 B—29的誕生同樣是一個充滿痛苦、挫折、災難與不幸的歷程。在西雅圖華盛頓湖上空的一次試飛中,飛機在 1500英尺的高度著火爆炸,機上 11位波音工程師有兩位跳傘,卻因高度不夠傘未能張開,其中一位落在高壓線上引起短路被強大電流燒成焦炭,整個西雅圖南區電力因此中斷,所有隨機人員全部遇難,其中包括波音最出色的試飛員艾迪·阿倫。可以說,波音的每一步成功都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斐爾·強森也為 B—29操碎了心,頭發日見稀少。1944年 9月,強森去魏啟塔的工廠檢查 B—29的生產線。14日,他住進當地旅館,晚上睡覺之后,再也沒有醒過來..
“空中堡壘”是波音的光榮、波音的驕傲。它為消滅德、意、日法西斯立下了汗馬功勞,它是波音歷史上輝煌而又滯重的一頁。
1985年,波音公司舉行了 B—17空中堡壘 50周年紀念會。參加者多為空中堡壘的飛行員及其親屬,原擬定有幾千人出席,結果到會的有一二萬人。其中有不少是二戰中的傷者、殘者以及一些身患絕癥的人。他們都與“空中堡壘”結下了深厚的感情。紀念會有 3架尚能飛的 B—17作飛行演示,與會者進行抽簽,中簽者可以再次乘坐 B—17在空中巡行。當這些有功之臣重新登上曾經與之生死與共的 B—17時,他們的淚水不由奪眶而出,而當樂隊演奏起空軍軍歌時,現場的一二萬人全都起立,人人胸懷激蕩,個個淚光閃閃..
第六章律師主政客機舒展和平翼
比爾·阿倫(Bill Aller)是一位律師,他卻出色地掌管了波音 1/4個世紀。他領著波音走出了二次大戰之后面臨的有史以來最大的罷工潮、最大的減員及最困難的財經危機等等組成的荊棘叢生之地。
戰后的波音致力于民用客機,放飛和平鴿。飛機大王霍華德·休斯曾買下了歷盡磨難的波音 307型超高空客機作為他的私人座騎。而隨后誕生的 377型客機更是非同凡響..
波音民機集團總裁伍達德(右)贈送一架噴上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航徽的777 模型給國航總裁殷文龍(左)。
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日子。
1945年 8月 6日,一架 B—29型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從太平洋中的美軍關島基地起飛,長途奔襲數千公里,在日本領土的上空,將一顆命名為“小男孩”的原子彈投擲在廣島。
第一朵災難與死亡的蘑菇云升騰起來了。
“小男孩”長約 3米,重 4500公斤,爆炸力的當量相當于 2萬噸梯恩梯炸藥。隨著“小男孩”的一聲巨吼,廣島這座擁有 35萬人口的城市被徹底摧毀了。當時炸死約 8萬人。
3天之后,即 8月 9日,B—29超級空中堡壘又將第二顆命名為“胖子”的原子彈投擲在長崎市..
就在這之前幾個月,波音公司奉命在它制造的一架 B— 29超級空中堡壘的彈艙中騰出一塊可以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間。當時不知道這是什么目的,事后才知道,那口“棺材”就是用來安放“小男孩”的。
戰爭如惡夢一般結束了。軍方的 B—17、B—29的訂單也馬上取消了。波音馬上進入了一片荊棘叢生之地。
有人在剛出廠的 B—29上涂涂畫畫,把它視為不祥之物。有人甚至在機身上寫下“和平之瘤”的字樣。
波音并不是“好戰分子”。波音也不是純粹的“軍火商”。早在戰前,它就一直致力于民用客機的研制。在以后的歲月中也充分證明,波音公司孵育、放飛了許許多多傳遞吉祥的和平鴿。
帶領波音走出戰后的危機和一片荊棘叢生之地的任務歷史性地落到了新一任主管比爾·阿倫(Bill Aller)的肩上。強森去世之后,艾吉維特獨具慧眼,挑中了比爾·阿倫任波音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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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帝國風云錄(13)